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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早推动尊严死亡立法化的国家，荷兰2000年依申请终止生命和协助自杀(审查程序)法规定，尊严死亡包括两种情形，即依申请终止生命和协助自杀。

其本质就是，公共执法资源无法充足到能同时确保公共利益与违法者个人自由之间的和谐共处，因此在执法资源有限而公共利益又非常重要的情况下，只能通过限制私人自由的方式来确保安全。因此，行政机关作为执法资源配置机关、公共资源配置机关，不仅需要、而且可以利用违法信息作为信用信息来规避执法资源配置风险、公共资源配置风险。

二、违法行为信用惩戒的本质 依前所述，要对违法行为实施信用惩戒，所需要的不是证成违法行为与违约行为的通约性，而是从违法行为的信用风险维度出发，重新理解何谓失信、违法行为为何具有信用风险维度、违法与失信的关联是什么等基本问题。这种观念的本质是，没有认识到失信的本质与意义不在于失信主体是否违约，没有履约能力或意愿，而是在潜在交易者眼中，其不足为信，不值得交易或是失信者必须提供额外的资源才能恢复潜在交易者的信任。[26]换言之，以交易安全视角来理解，讲信用之所以有道德意义，根源在于其经济意义，即资源配置意义，是资源配置意义决定了其道德意义。[47]吴晶妹教授也指出，根据道德诚信、合规（合法）信用与交易信用三个维度，社会主体依其信用评价可以分为八类，其中一类主体就是守法度、诚信度低但在经济交易中能够践行契约。[47]罗培新：《社会信用法：原理.规则.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3页。

[4]参见余凌云《地方立法能力的适度释放——兼论行政三法的相关修改》，载《清华法学》2019年第2期。沈岿教授认为，尽管失信与违法有一些重合之处，但毕竟是两个不同概念。我们关注道体与器用、规范与事实、自然法与实定法、权威与权力、合法性与合律性等这些法理学中常见的概念区分，是为了提醒大家，每组概念的后者都是凸显法律所具有的实效层面的操作，用我们的日常语言来说，这些概念管用，能够操作，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这样，我们的宪法就有两个法定文本：一个是包含着部分内容被修改以至于失去实效的文本，另一个是所有内容都具有实效的文本。换句话说，之所以将12月4日确定为宪法纪念日，更重要的是为了凸显1982年宪法在当下现实生活中发挥实际效力，具有法律强制力。constitution从作为古老的构成意义上的国体概念——这一概念强调政治共同体是由哪些人组成的，比如西方的古典混合国体理论提出，共同体是由君主、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不同结构所构成的——变成了一个可以进行专业化、理性化操作的法律制定、修改和解释的法律概念，即宪法（constitutional law）。1954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有权修改宪法。

美国宪法的连续性和神圣性实际上是公共话语塑造的一种公民宗教。为什么我们在今天始终要研究古典的法律传统，研究异国、异文明的法律制度，无非是探寻具体的、不同的法律背后在道体层面的普遍原理，正是这种原理的普遍性使得我们可以学习借鉴古代的乃至外国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

就像空气，我们看不到它的存在，感觉不到怎么使用它，可是一旦离开空气，生命就立刻死亡。在这个意义上，宪法之所以高于法律，之所以被看作所有法律正当性来源的母法，也就是因为宪法属于凯尔森所说的所有法律规范正当性来源的基本规范（basic norm），恰恰是为了强调宪法发挥的力量和功用并非简单源于器用层面上国家暴力支撑的强制推行，而是源于宪法乃是承载着道体层面上价值生存意义的高级法。这个问题无疑是法律社会学思考的核心问题。刚才，我们已经批评了这种实效逻辑是如何指向当下的新宪法而不断解构宪法的古老权威，以至于逐渐将宪法的法定文本束之高阁，而将注意力转向关注工作文本。

这个演讲的内容本来是我前些日子在北京大学为宪法纪念日而准备的。相较而言，法律乃至社会科学不过是器用层面的知识。事实上，当我们将12月4日确立为宪法日时，实际上就已经展现了这种内在矛盾。文章从道体与器用之分重新解释宪法中的尊荣与实效，指出宪法纪念日意在强调宪法在器用层面的实效，忽视了宪法在道体层面的神圣价值。

然而，这就反过来忽略了1982年宪法与1954年宪法在法理根基上的普遍统一性和内在连续性。换句话说，宪法的法定文本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具体的物理形态，也就是1982年宪法正文及其修正案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以至于有论者指出我国宪法的法定文本只存在于修宪者的精神世界，而不存在于物理世界。

对于历经革命的中国来说，告别革命并通过宪法和法治来建立稳定的权威和秩序，应该说是当时整个社会的时代精神。而新近出现的保守主义强调所谓宪法时刻这样的神学叙事，将美国宪法制宪看作美国的创世纪，由此美国最高法院的九个黑衣人就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神父，执掌告知神意的神职。

宪法纪念日之所以确定在修宪日，一方面是基于八二宪法的实施效力，另一方面是为了告别法国和苏联的大修模式所体现的革命性，而采取了美国的小修模式，强调宪法的连续性和神圣性。而此后的历次修改宪法的说明,都建议全国人大秘书处将1982年宪法文本、历次宪法修正案和根据宪法修正案修正的文本全部公布。从这个角度看，就不要把宪法这个文本看得太认真，比如像英国这个国家，连一部成文宪法都没有。如果从法定文本的角度看，既然1982年宪法及其修正案的某些内容被修改而失去实效之后依然可以放在法定文本中，从而认可其规范程序上的有效性,那么，同样是具有规范程序上有效性的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为什么就不可以放在法定文本中呢? 基于这些思考，我的第二个建议是在前面的第一个建议基础上，可以考虑将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和目前的1982年宪法及其修正案统统纳入宪法的法定文本，而在宪法实施的工作文本（也就是新的法定文本）的开头，也就是在开头括号中对宪法修改历史的描述中，从目前的以1982年宪法开始改为从1954年宪法开始，从而有一个完整的宪法修改的历史叙述，避免将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割裂开来，从而将历史文本与当下有效的法定文本（工作文本）的关系讲清楚。与法定文本完整保留了1982年宪法文本不同，工作文本实际上采用了大修的法律修改技术，直接删改了1982年宪法文本。当我们依然在使用1982年宪法这个概念时，我们面对的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宪法，而是我们眼前几经修改的新宪法。

那么，香港法院法官无权来审查国家主权者做出的决定是否具有有效性。如果从法律文本主义（textualism）的立场看，我们所说的宪法就是国家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正式通过并颁布的宪法的法定文本。

因此，1982年宪法的宪制基础乃是1954年宪法。但另一个更为确切的直接原因就是在说明中阐明的：设立国家宪法日的目的，不仅是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诞生，更重要的是为了增强全社会的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加强宪法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就像我们现有的2018年宪法工作文本，不仅在宪法目录和正文中增加了国家监察委员会这样的国家机构，而且宪法条文总数也从1982年宪法的138条变为143条。1999年修正案第16条明确提出要修改宪法第11条第3款，可事实上在1982年宪法第11条中只有两款内容，根本就不存在第11条第3款，因为第11条第3款的内容出现在1988年宪法修正案第1条中。

比较之下，具体法律更多的是在器用层面上着眼于解决具体问题，从而针对不同问题形成了不同的部门法。同样，大革命之后的法国长期在共和国和帝制之间不断轮转，宪法也在不断翻新变化，因为对于法国乃至德国来说，真正永恒的神圣法律文本并非宪法，而是其民法典，这才是法国和德国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如果说宪法的诞生具有精神道义层面上的象征意义，那么宪法的施行或实施才更突出其所具有的国家法律的强制力。而后来的吴嘉玲案件之所以引发重大的政治争议，并非居港权这样的器用问题，而是同样涉及 道体问题，即香港终审法院试图推翻马维琨案，进行重新正名，确立新的道体:基本法是香港的宪制性法律，香港法院凌驾于主权者之上，有权对主权者的行为进行司法审查。

宪法修改中之所以出现这种规范与事实的冲突，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宪法修改过程中援引的是没有法定效力的工作文本，而完全忽略了法定文本的法定效力。强调宪法实效的一面，往往会强调宪法在器用意义上的当下性和现实性，而忽略宪法在道体意义上的普遍性和连续性。

因篇幅较长，已略去原文注释。后者则围绕英国内阁制展开国家权力体系的实际运作。

因此，为了强化多个邦国联合起来的合众国的国家统一性和神圣性，强化美国合众为一的政治需要，必然要神话美国宪法文本的统一性和神圣性。同样，宪法修正案第21条要修改的内容不单单是宪法第11条第2款的内容，而且也包括修改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16条的相关内容。

现在我想和大家一起讨论第二个问题：1954年宪法真的失效了吗? 有效性是法理学中的核心概念，它包含了两层含义，这在英文中比较容易区分。正是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我们有了第二个概念，即从实施的角度所提出来的有效性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讨论的实效性（efficient）。美国实力的每一次扩张必然带来宪法的全球扩张。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另一种意见认为，目前已经逐渐将1982年宪法进行了神圣化，确立了对1982年宪法的权威性认同，如果推倒重来似乎没有必要，毕竟制度都是历史形成的，不断纠正历史反而滋长革命心态，不妨将错就错，逐渐形成尊重宪法的历史传统也就可以了。而且推动司法审查制度在全球的的扩张，甚至德国、韩国这些原本大陆法系的国家也纷纷模仿美国建立承担司法审查功能的宪法法院。

在1988年第一修正案中，在原来两款内容基础上增加了第3款。然而，从学理角度看，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即我们所隆重纪念的12月4日并非制宪日，而是修宪日。

离开了道体的滋养，法律的运用就变成了单纯的暴力强制，人类的秩序也就堕落成了动物的秩序，只具有生物学的意义，而不再具有文明的意义。宪法在表达中说的都是1982年宪法，可在实践的实施中采用的都是实效的工作文本所展现出来的新宪法。